《邹莉的苦乐人生》节选（作者：盛慧）

《邹莉的苦乐人生》节选

作者：盛慧

邹莉简介：

       中国著名女画家，以工笔人物画著称。从艺四十多年，有大量年画、连环画、插画及中国历史女性和后宫生活为题材的工笔作品流传于世，在国内外多个国家及地区举办过个展和专题画展。

       邹莉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文史馆馆员、中央文史馆书画院南方分院副院长、佛山市美术家协会荣誉主席、南海美术家协会高级艺术顾问、禅城区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、美国史密斯大学艺术博物馆会员、美国艺术博物馆网络互惠会员。

童年之痛 

       对于一个画家来说，生命中所有的记忆，都是由一张张画面组成的，而在邹莉的记忆中，九岁那个饥寒交迫的冬日，她去劳教所探望父亲的画面，深深地铭刻在心，一生都无法忘却。邹莉的老家在广东省龙门县平陵镇，她的祖父曾读过几年书，但很迂腐，是一个孔乙己式的人物。她的祖母，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客家女人，以给人挑货为生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一家人的生计全靠着她肩上的一根扁担。在邹莉的父亲12岁那年，她的祖父去世了，为了分担家庭的重担，父亲一个人跑到广州闯天下。他曾在乡下读过一些书，人又机灵，到广州不久就谋到了一份工作——给广州水利局局长当勤杂工，这个局长后来调到了测量局，邹莉的父亲也跟着去了，在那里，他自学成才，学会了测量的专业技术，再后来，又到了卫生局，负责给诊所执业颁发执照。
       邹莉的外公是华侨，老家在顺德县乐从镇，从小被“卖猪仔”卖到了美国，挣了钱后，娶了一个法籍的南非人当妻子，后来，他回到祖国，在广州经商。广州沦陷前，他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，还在广州西关购置了大屋，生下了十五个子女。邹莉的母亲年轻时很漂亮，气质不凡，是学校的校花，曾到日本学习西医。在日本时，她与一个男同学建立了恋人关系，男同学先回了国，准备在广州开设诊所，但几经周折，没能办到行医执照，只好去香港发展。不久之后，邹莉的母亲也回国了，也想开西医诊所，她去办执照，却办得很顺利。给她办执照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邹莉的父亲。为此，他们相识相知相爱，最终喜结连理。

       人的命运往往是随着时代起伏的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因为曾在民国的政府中任过职，邹莉的父亲成了“残渣余孽”，无法在广州立足，只好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故乡一一龙门县平陵镇，在那里开馆行医。1950年，邹莉出生了。后来，迫于生计，母亲又带着邹莉回到广州，在当时的传染病院工作，而父亲留在龙门县城的医院当行政人员，主要负责财务工作。此后，邹莉的弟弟和妹妹陆续来到人间。到了1957年，阴霾开始笼罩这个温馨的小家庭，邹莉的父亲被人诬告成特务，不明不白地被关进了劳教所。而在广州的母亲也受到牵连，被清理回到乡下。邹莉和她的弟弟，则留在龙门县城，由奶奶照顾；邹莉的妹妹，因为实在无力抚养，只好送给了亲戚。原本温馨的家庭，像一只落地的瓷瓶，瞬间四分五裂......
       1959年，国家遭遇自然灾害，粮食极度紧张，邹莉像一个野孩子一样整天在路边找东西充饥，菜叶、甘蔗头等都能让她两眼放光。有一个星期，家里几近断粮，仅有的一点米，要留给三岁的弟弟熬粥，一家人只好吃芭蕉树干，吃木瓜树干。当时，有一个亲戚来家里做客，送了两块肥猪肉，奶奶不知道从哪里又弄来了一点珍贵的酱油，她将肉泡在酱油里，煮熟之后，用瓶子装着，让邹莉带给劳教所中的父亲。
       这是邹莉第一次去探望父亲。自从父亲被打成“反革命”之后，她已经有两年没有见过他了，他的样子，就像一幅掉进水中的国画，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。

      邹莉的父亲就关在老家平陵镇的劳教所，邹莉是坐卡车去的。山路颠簸，尘土飞扬，寒风扑面，她的心情和这冬日的景象一样萧瑟而荒凉。在她脸上，看不到同龄人的那种天真烂漫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忧郁，她的目光像小鹿一样惊慌。虽然涉世未深，但家庭一系列的变故，让她对于这个世界，有一种警惕，一缕迷茫，一抹忧愁。她紧紧抱着瓶子，生怕一松手，就会弄碎。车子晃得厉害，总是有一些酱油撒出来，只要瓶盖上沁出一点酱油，她就用嘴去舔，一滴都舍不得浪费，等到达平陵时，她的舌头不知不觉已经舔出了血。上午十一点，山里的雾气渐渐消散，她下了车，看到了来接她的堂叔。堂叔带着她去看父亲。当时，父亲和他的狱友正在地里干活，远远地见到他，邹莉立刻泪流满面，一种无法言说的委屈袭上心头。因为，抓父亲的那天，刚好放学，她和同学们都亲眼看到他被戴上手铐，从此以后，同学们见到她都叫她“反革命”，老师们看她的目光也是异样的。她很想跑上前去，在父亲怀里委屈地痛哭一场，但被堂叔拉住了。她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他们，等着他们收了工，排好队，被押回劳教所。劳教所很简陋，由两进的民居改造而成。进了劳教所，在一个小窗子前，邹莉见到了满脸胡须癣，几乎认不出的父亲，她叫了一声爸爸，立刻哭成了一个泪人，爸爸两眼发红，闪着泪光，她把那瓶珍贵的酱油从小窗口递上给他，而他则拿了一本已经发黄破旧不堪的本子给她，让她交给妈妈。这其实只是一册废旧账本。原来，这是父亲在劳教所里帮忙做账所得的报酬，得到这本破旧的废账本后，每一天都偷偷将废旧的账本从中间一分为二，在账本的背面画上一些“人公仔”。

       相聚的时间很短，分别的时候，邹莉心如刀割。父亲摸着她的头说：“好好学习，听奶奶的话。”回到家，她抱着那本珍贵的“画册”，欣赏父亲的画，辨认出父亲画的正是家人，父亲在狱中用画笔凝固他对往事的回忆、对亲情的思念、对自由的憧憬。第一次，她明白，画是有情感的、有温度的，也是从那一天开始，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，告别了自己的童年。
       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形容童年的生活，邹莉会选择“孤独”。由于父亲是“反革命”，没有小朋友跟她一起玩，不仅如此，连少先队都入不了，整个班上只有她一个人不是少先队员。后来，她母亲去了学校，万般央求之下，老师方才同意吸收她入少先队。没有资格戴上红领巾的她，为避开周围高喊她为“反革命”，总是孤独地躲在角落，学着父亲画起了“人公仔” , 这成了她幼小心灵的唯一慰藉，成了她抵御孤独的武器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孤独是痛苦的，但是，对于艺术家来说，孤独又是必要的。正如叔本华所说，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成为自己。谁要是不爱独处，那他就不爱自由。
       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，她这样写道：“我的心中从此就埋下了以绘画抒情、叙事的种子，画画成为我当时心灵惟一的慰藉。”当现实世界的大门关闭的时候，艺术的大门却在她的心中次第打开。而通往这个美丽世界的是一条孤独的小路，这些微光，照亮了幽暗的年代，也照亮了她的一生，她的生命与绘画融为一体。

       邹莉还记得小学四年级的一堂体育课，她没有跟其他同学一起去“跳山羊”，而是躲在旁边专注地画着“人公仔”，以至于体育课黎老师的脚步声她都没有听见，直到黎老师走到跟前，邹莉才发现他。那一天，下课后，她被罚留堂。邹莉以为，一向严厉的黎老师会狠狠地批评她，谁料，黎老师并没有批评她，而是把她垂头丧气的样子画了下来，然后送给她，告诉她这叫速写，还说：“以后不要在地上画画，找个小本子来画，画完一本后送给我看看。”从此以后，她开始画速写，开始捕捉生活中那些别有意味的瞬间。她所画的都是美好的东西，都是她内心所向往的东西。
       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家人的生活也渐渐好转起来。龙门与增城合并后，邹莉的母亲调到了增城的医院，邹莉也跟着到了增城。第二年，父亲出狱了，在增城建筑队当技术员，妹妹也接回了家，一家人得以团聚。

       升到初中之后，她遇到了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个贵人——画家叶绿野。叶绿野担任她的生物课和图画课老师，他是岭南画派泰斗高剑父的入室弟子，创作以花鸟为主。每天下午自由活动的时间，邹莉都会在叶老师身边，替他磨墨，看他作画，站在他身后，聆听教诲，但是，这些美丽的花鸟，却无法触动邹莉受伤的心灵，她感兴趣的是人物，是人物的喜怒哀乐，只有通过人物才能表达她丰富而细腻的内心。所以，这个倔强的女孩，在从师的三年内，没有画过一笔花鸟画，只画人物速写，每天画一本。虽然她没有画过花鸟，但是，叶绿野对她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，他形成了她作品中的一种原色。叶绿野画作中弥漫的平静、平淡、平和、平常之意韵，也成了邹莉后来的自觉的审美趣味。初中时代的邹莉热爱文学和唱歌跳舞，经常要参加学校和班级举办的这类活动，当时她很矛盾，觉得很浪费时间，叶老师却说，画画的人，没有时间是浪费的，所有的事，都是一种基本功训练，对于真正的画家来说，艺术与生命是重合的，不可分割的。叶老师果然一语中的，因为擅长跳舞，所以在后来的创作中，邹莉对形体和节奏都把握得十分到位，造型自然而灵动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
       1965年，邹莉初中毕业，当时，有两条路摆在邹莉面前，一条是报考广美附中。初二时，叶绿野曾将她的速写作品拿给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关山月看，关山月认为，她的作品已经达到美术学院大学二年级的水平。关山月的评价让邹莉如沐春风，她觉得原本幽暗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，觉得艺术的大门将为她打开。叶绿野先生也极力推荐邹莉投考广美附中，但是，学校领导以她父亲历史问题为由，断然拒绝出具考试证明，叶绿野一身正气，据理力争，但终未如愿。“文革”开始之后，这也成了他的罪行之一。当时因为她会跳舞，被县文艺宜传队看中了，但最后还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，未能如愿。这两件事，在她的心灵上又增添了一道伤痕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她都沉浸在这种委屈之中，不能自拔。

朱村农场炼狱  

       初中毕业后，15岁的邹莉响应毛主席的号召——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，奔赴增城的朱村农场。一路上，风景秀丽，金色的田野上稻谷飘香，池塘像一面面镜子，倒映着淡蓝的天空，茂林修竹间，散落着几个村庄，炊烟袅袅，一派祥和，远处是连绵的青山，苍翠蓊郁......她呼吸着自由而清新的空气，心情十分愉快。当时的她受革命氛围的影响，认为去农村是革命的需要，早一点去，就是早一点参加革命。这个单纯的花季少女并不知道，迎接她的将是什么......

       朱村农场地多人少，不论男女，平均的耕地任务是二十亩水田、二十亩旱地，劳动强度非常大。有些边远的田地，从住地走去开工就需要走半个多小时。1966年夏季收割水稻，在地里打成谷，装在箩筐里，每人一担，各自挑回去过秤，当时，她体重只有九十多斤，却要挑一百多斤的谷子。走在平地上，还勉强，最要命的是跨沟渠，她身子往后一仰，腰不小心就扭伤了，当时并不明显，所以也没在意。那年夏天，增城连降暴雨，水患成灾，所有抗洪的人都得吃、睡在堤坝上，还整日泡在水里工作，邹莉在这种状态下，腰疾变得很严重，抗洪尚未结束，她下肢就麻痹得走不了路，被送去医院，医生说，是脊推受伤，加上泡水引发她下肢瘫痪。当时，她还很年轻，不太懂事，没有太重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经过医治，身体有所恢复，她又在农场干活了。因腰痛，插秧时，她找来两块小木板，前面一块，后面一块，用搭布（一块一米见方蓝土布做的方巾，人手一块，用作垫肩、围裙等保护身体用的布）紧紧地捆住腰，像一块三明治，这样一来，虽然保护了腰，但是弯不了腰，她只好双腿跪在泥浆里莳田。她就这样，一步一步地向后挪动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水田散发着灼热的白光，晃得人眼花，泥浆溅到她的头脸和全身，把她变得像出土的文物一般。她动作很慢，而田埂就像天边一样遥不可及，那种绝望的感觉，令她一辈子都不会忘却。终于到了一行的尽头，可以略微休息一会，便一屁股坐在满是泥浆、湿湿的田埂上，她只觉得天旋地转，要好一会儿才能慢慢地爬起身。因为行动不便，她时常成为蚂蝗的大餐，有一次，蚂蝗钻进了她的大腿里，到发现，将吃得饱如拇指粗的蚂蝗拔下后，血流不止，被人误以为是月经流血，当地的农民说千万不要娶邹莉做老婆，她一定会有妇科病，以后肯定不会生孩子。

       这还不算什么，最辛苦的工作要算是砍甘蔗了，农场上的甘蔗地都在山边，要走很远的路。农场上开设了糖厂，规定每人每天砍两千斤甘蔗的任务，砍完后，清理好，自己再扛回糖厂过秤。因为腰不好，邹莉干得很慢，到天黑的时候，大家都收了工，地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无法完成工作任务又疲惫不堪，一种凄凉与无助的感觉在心头荡漾，她蹲在地上痛哭起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远处响起了脚步声，一个黑色的影子出现了，她非常害怕，心怦怦直跳。谁知道那个人站住了脚步，说：“我帮你扛回去吧。”她听出声音，原来是一个叫吴水仙的“牛鬼蛇神”。她一听，又是感激，又是害怕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她。他没有再说一句话，默默地帮她把两千斤的甘蔗拉到离糖厂一百米远的地方放下，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而这剩下的一百米，对她来说，也是十分遥远的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方才完成。此后，吴水仙总是偷偷地帮她完成农田任务，而她也对他产生了一种依赖，当时，她曾有一个想法，如果他没结婚，就嫁给他。但后来，听说他已经成家了。从那一刻起，她明白，自己不能在农场生活，她没有当农民的能力与资格，要脱离农活，保全身体一定要离开农场，而画画是她唯一可以离开农场的方法啊！

       从1965年9月到朱村农场到1972年9月离开朱村农场，七年间，邹莉可以说，除了没抬过棺材以外，什么活都干过。因为腰不好，只能做手上的工。场上安排她打谷，但她手上的皮肤天生娇嫩不起硬茧，一打谷，手纹上的细逢沁出血，收工时，两只手就成了血手。冬天要干塘，她不能挑只能铲，她将裤子卷过膝盖的双脚，长时面泡在泥浆里，冻到可听到骨头格格地响。当屎坑公，要清理的粪池足有一人高......农活没有什么活是轻松的，为了表现好，争取早日返城，邹莉坚忍着各种考验。

       在农场期间正是“文革”运动风起云涌之际，邹莉利用自己所学的美术能耐去参加忠字宣传毛泽东思想，为在大会堂的壁上用油漆画毛主席像，用几根竹子临时搭建的架很是简易，风一吹，就来回地晃动，像一只浪尖上的小木船，让人胆战心惊。然而，邹莉还是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任务。这使邹莉成了这一带的名画家，常被借用去邻村做忠字宣传。这是邹莉当时最理想的工作了。此外，她还写稿广播、编排节目，曾一度被评为学毛著积极分子。

       因为农场的劳动任务很重，只有抽烟时才能获得休息的特权是当时农场的既定传统，于是，为了能休息可画画速写，邹莉竟然学会了抽烟。农场里种的烟田里，她就偷偷采现成的枯黄烟叶，卷成“棺材钉”的样子。看到男人抽烟时，她也抽起来，烟一边在嘴里叼着，手里一边画速写。她就这样边抽边画，成了一个能接受任何辛辣烟味的人。

       不仅如此，邹莉还学会了喝酒，酒量惊人，堪称“女中豪杰”。这是因为，她每天早上开工和收工时都要喝一口治腰的50度高的“国公酒”药酒，后来，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不适合参加体力劳动，在农场谋了一个相对清闲的工作——酿酒。因为要试酒，所以酒量大增，很多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。

       邹莉曾有几次上调的机会，有一次增城县搞收租院的展览，要调她去参加创作，农场不放，她伤心极了，想不通，为此几天失眠，为了能睡个好觉，她拿了一只饭盒去小卖部，对售货员说：“装满白酒。”这盒白酒，足有一斤多，她接过来，含着泪，一口气将白酒灌进肚里。白酒像岩浆一样，在她的肚子里翻滚，她觉得自己双腿发软、头疼欲裂、天旋地转......还没走到杂货店门口就倒下了。她这一睡就三天三夜。醒来时，才发现，农场里贴满了大字报，有的说她企图自杀，有的说她自绝于人民，有的说她借酒消愁。当时，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逃离！逃离这个鬼地方！

       朱村农场的记忆大多是痛苦的，但也有美好的片断。在朱村最美好的一次经历，就是去圩上卖甘蔗了。甘蔗很畅销，短短几个小时就卖完了。生产队长给每人买了一块光酥饼当午餐，在那个物资匾乏的年代，光酥饼几乎可以称为奢侈品了，它是用报纸做的纸角袋包着，邹莉发现，报纸上面有一幅杨之光的画，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杨之光的画，作品名叫《春兰和她的小伙伴》，画中间是八仙桌一角、一个小女孩端着碗，下面是几只小鸡。邹莉像是得到了一件珍贵的礼物，将沾满油迹的纸角袋摊平，小心翼翼地折好，放进袋。回到宿舍，将画装裱在自己的时间画集里，一遍又一遍地观摩学习，那张画，她珍藏了很长时间。

       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邹莉的创作开始结出了馨香的果实。1966年，“珍宝岛事件”发生后，她义愤填膺，创作了宣传画《中国珍宝岛不容侵犯》，并投给了《南方日报》，虽未见报，却收到一封满满三页纸的鼓励和赞许的来信，让她感觉到温暖，对前途充满了希望。1971年，在邹莉的艺术生命中，出现了第一个重要的事件。她的年画作品《禾苗茁壮》及《蕉园响彻友谊声》，参加“文革”开始后广东省的第一次画展，并上选送京。她成了农场的风云人物。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，因为，文化部要将《蕉园响彻友谊声》送给阿尔巴尼亚，要将年画改成国画，所以，她得以参加广东省组织出国作品创作班。她的生命似乎迎来新的转机。

       1971年，她被借调到省里，要将年画《蕉园响彻友谊声》改成国画。从朱村农村到广州，无异于从地狱迈进了天堂。在那里，她有机会认识许多名师，邹莉画的平生第一幅工笔是林墉老师亲自帮她挑选文房四宝的，王玉环老师则手把手地教她画工笔。在广州，邹莉得到许多贵人的帮助。当时，徐坚白老师负责省文艺办公室的日常工作，面对从农场借用来搞创作的邹莉，徐坚白老师像母亲一样关爱着她，呵护着她。当时，美院附近的治安不好，强奸女人的事件时有发生，徐老师的爱人又去了干校，而子女都全部下乡务农当知青，她就带着邹莉上下班，跟邹莉同吃同住，彼此照顾。

       在广州期间，很多老师都觉得她的造型非常好，如果能接受美术学院的正规训练，前途将不可限量。期间，正好碰上广州美术学院招工农兵学生，由徐坚白老师在省文艺创作室里开具了推荐证明，让她去考，还连夜帮她补习色彩基础课。她没有辜负徐坚白老师的厚望，考出了优异的成绩，考试的时候，曾洪流老师负责监考，一直看着她画，目光中流露出深深的赞许。

       到招生时，农场却死活不肯放人，说她的考试未经农场同意，无组织，无纪律。广州美术学院先后派了两批人去做工作，还开了座谈会，但仍未成行。原来，场长跟她是老乡，都是龙门平陵人，看她人不错，又会画画，想把自己当兵的侄子介绍给她，但邹莉却一口回绝道：“我还想去广州读书呢。”自此以后，场长气急败坏，说她看不起贫下中农，看不起解放军，于是处处刻意刁难她。广州美术学院对于邹莉来说，就像卡夫卡的《城堡》一样，注定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。广州美术学院成了她一生的痛，每次站在学院门口，看着老师、学生进进出出的场景，她就会悲从中来，情不自禁，潜然泪下。

       尼采说：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......但凡不能杀死你的，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！”本以为可以麻雀变凤凰的邹莉，又一次领略了世事的无常，领略到人心的险恶，她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很不情愿地回到农场。回农场后，忍着内心巨大的痛苦，她开始了连环画、插图的创作，1972年，她创作的歌曲插图《边防雏鹰》、连环画《秋翁遇仙记》《红小兵》等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发行，《苏东坡》被惠州东坡纪念馆收藏。1973年《国王的拐杖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发行。连环画的创作，需要对文学作品反复阅读，深刻领会，从中找出最具戏剧性，最具表现力的场景，这种职业化训练，这种连环画思维，对她日后的创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病痛的煎熬

       人生的转折，往往是不经意中出现。一次休假，邹莉去惠阳歌舞团找一个朋友，等待的时候，顺手拿出本子画速写，正好被文化局创作组的一帮人看到了，他们惊叹于邹莉的画工，当时文化局美术创作组急等人用，就问她：“你愿不愿意到惠阳地区美术组来？”邹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对她来说，这个从天而降的惊喜实在太意外了。

       理想是丰满的，现实是骨感的。她的调动，仍然困难重重，最后，惠阳地区常委会开会时专门讨论了她的调动事宜。曾历经九次上调未遂之后，邹莉终于接到了正可调动的通知，可是，好事多磨，走的时候，她的行李已上了拖拉机，她还被场长硬拉下来，莫名其妙地限制离场，两天后，上级责令下来，邹莉才得以成行。
       离开朱村农场的时候，邹莉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，来的时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孩，走的时候却是满身病痛，伤痕累累，朱村农场就像一个梦靥，带给她太多太多的伤害，一幕幕情景浮现起来，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簌簌地往下直流。此后，她再也没有回过这个伤心之地。
       1972年秋天，邹莉如愿以偿，到了惠阳地区美术组，她的工作是给歌舞团做美工，舞台、服装、道具、幻灯等所有活全要自己负责。当时，正是样板戏盛行的年代，演出任务繁重，工作量极大。她的腰不好，又要经常爬上爬下，非常辛苦，到了晚上睡觉，腰疼得直冒冷汗。更要命的是下乡演出，因要带上画画的工具，她的行李都比别人的重，同事们都笑话她是多带了两个演出的舞台大压铁。每天晚上，演出结束之后，就睡在戏台上。夜里湿气很重，她的病进一步恶化了，引发肋间神经痛，每次呼吸，肺压到神经，痛不欲生。
       有一回，歌舞团去广州汇演，邹莉要带病去改景，有个同事的母亲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医生，同事带她去诊治。同事的母亲诊断后叹了口气，悄悄向这位同事说：“她的命不长了。”即使如此，为了不耽误演出，她白天还要去画景，晚上才回中山医急诊室住院，她力不从心，因工作效率不理想，竟然遭到导演严肃批评，她很委屈。她就去跟医生说要开请假条，医生感到很惊奇，这样在急诊室住院的人竟然还要去工作？！医生找到团长将邹莉的病情反映给他，团长一听，知道情况的严重性，怕她死在广州，怕承担责任，叫了船，派了人，连夜从水路把她送回惠州，连在广州的家人都不通知。临走时，还帮邹莉拍了一张照片，以便在追悼会时使用。
       在惠州，她住进了医院的重诊病房。当时的邹莉以为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每天以泪洗面。转机却在不经意中出现了。每天早上，都有一个老头来打扫卫生，他姓李，原本是医院里最好的老医生，却因为成分不好，被打成了牛鬼蛇神。有一天，李医生悄悄地跟邹莉说，他可以医好她的病，让她跟医院提出申请，邹莉照他的话做了，医院竟然真的让他给邹莉看起了病，在他的调理之下，她渐渐康复起来。